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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田里做手脚，“海水稻”里掺淡水
华北某地一家农业企业试验时，在播种环节故意将水稻间距留得很开，等到收获前几天，事先悄悄把同时播种在别处相同品种的移栽到试验田里，数据自然变得好看。还有一些农业企业把提前准备好的稻谷藏在沟渠、收割机或地布里，趁现场忙碌之际悄悄混到测产稻谷中。半月谈记者了解到，这种直接在试验田里动手脚的情况并不鲜见。
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任李建武介绍，该中心在全国多地都有试验点。试验之前，中心会公布一个目标产量，并让试验点在水稻即将成熟前报一个预估产量。“有的地方会把数据报得特别高，希望能把测产安排在当地。”李建武说，有些未被选中进行最终测产的地方心有不甘，就会打着中心的旗号，自行提前开展测产，并组织一些媒体前去报道造势。
测产违规作弊手段五花八门，种植过程中作弊更难以寻找证据。以“海水稻”为例，正规试验对淡水灌溉、阻隔剂使用的规定非常严苛，但一些农企对此并不克制。
“最终测产结果好得离谱，但又很难认定造假，因为试验过程短期内已不可重复。”有科研人员表示，一些超高产量虽然真实，但因为追求数据好看，投入大量化肥、增产剂，安排多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，材料和人工成本水涨船高。“一亩收入两三千，成本五六千，这样获得的超高产有推广意义吗？”
还有些地方热衷于在测产报告中玩文字游戏。一位知情人士介绍，“巨型稻”这几年十分火爆，有些农企把测出来的产量叫“生物总量”，也就是把秸秆、叶子都算在内，稻谷实际产量很低。“‘巨型稻’太高，种到农田里就会倒下，目前直接的粮食生产价值十分有限。”
科研手段怎成政绩工程
测产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农业科研手段，但过多过滥的测产活动与监管不严的现状，必然有损科研工作的严谨性和权威性，也让相关政策制定和形势研判失去真实依据。半月谈记者了解到，有的省份每年举行的测产多达几十场。受访者认为，这样的测产对提升粮食生产力的作用微乎其微，甚至会对实际农业生产产生误导作用。
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玉烛说，国家反对“测产成风”，对测产有十分科学、严谨的一套规定，但一些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依然热衷。“前几年，省内外不少地方找上门来，希望我们在当地设置试验田。”张玉烛说，“对方要我们拿种植方案，又不严格遵守。”
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原主任邓启云介绍，除地方政府外，有的企业和育种家也参与其中，借此给自己打广告、“跑项目”“攒人气”。“有时候测产一回，比正儿八经在电视台打一次广告的效果还好。”一位种子企业负责人说。
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，一些“有门路”的企业和育种家会自行组织测产。翻阅专家名单发现，邀请的测产专家有的在测产企业兼职，有的是通过花巨额“咨询费”请来的。“有时候还要‘感谢’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和收割的农民。”一家种子企业负责人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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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人员开展小麦测产作业
想要获得高产增产，必然要下足一番苦功夫，甚至需要保持定力进行数年研究才能完成。“不断刷新的‘纪录’让许多科研工作者，尤其是年轻学者背负了更繁重的评级、晋升等压力。”李建武认为，“先把文章搞出来再说”的结果导向，配合违规成本低的作弊、玩文字游戏等手段，导致一些农业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心态发生扭曲。
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、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陈立云指出，有的试验把追求“漂亮数据”作为唯一目标，选择根本不具备普遍性的种植环境、使用完全不计成本的投入来进行试验。“测产时风光无限、数据漂亮，但最终被农民抛弃的品种比比皆是。”陈立云说。
用市场检验，让农民说话
“报告一大摞，比不过农民一张嘴。”部分种植户表示，在测产成风、“高产”品种数据不实的现状下，一些农民对测产科研结果不信任。受访者指出，测产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性，但一个品种好不好，最终看的还是能否得到市场认可和农民青睐，应慎重对待测产，完善相关机制，将话语权交给市场和农民。
收紧测产口子，坚决遏制“一测就破纪录”现象。邓启云介绍，目前部分测产仅由一些地方协会甚至区县农业部门牵头，有些地方自导自演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。他建议，测产主体除必须公布相关品种数据、农业投入品数据、田间管理数据等关键信息外，还应在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。陈立云建议，对农业科研工作者尤其是知名农业专家参与测产的行为加强管理，果断取消部分缺乏权威性的地方测产。
建立重大农业项目攻关的测产核准机制。受访者指出，有些涉及相关政策制定、形势研判的重大农业科研项目，必须要从项目初期开始就进行全环节记录，实现各种试验数据、条件和结果的倒推、复制，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核准机制，避免过时不候的“一锤子式测产”。
改测产为示范、看结果更看过程。陈立云、张玉烛等人认为，与其大张旗鼓搞测产，不如鼓励地方政府、种子企业踏踏实实做示范。“测产不仅要展示产量，还要介绍品种特点和种植技巧，让农民看你种一遍，再教农民种一遍。”陈立云说，只有市场认可、农民会种的品种，才是真正的好品种。
（原标题：《一测就破纪录？农业测产谨防数据失真》）
来源：半月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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